袭杀刘伯龙辨疑
原标题：袭杀刘伯龙辨疑
八十九军军长刘伯龙博雅相馆提供.
陈文杰（安顺市作协会员，青山文学社常务理事，贵州都市报专栏作家，从事老照片修复、收藏及地方文化研究，作品散见各类报纸杂志）
民国三十八（1949）年初冬，时任贵州省主席兼保安司令之谷正伦，袭杀麾下大将国民党八十九军军长刘伯龙于晴隆一案，震惊西南三省。然未几谷正伦因病赴香港治疗，贵州全省乃至西南亦相继解放。刘伯龙被袭杀事件成为一桩悬而未决之公案。
谷正伦与刘伯龙身临多事之秋，受命于危难之际，两人何恨之有，不可同戴一天？ 留在大陆的国民党下级军官对此事件撰写多篇回忆录进行阐释，文史研究者也推出相关文章，可谓众说纷纭，故刘伯龙事件成为国内文史界各执己见的话题。
主要结论为：刘伯龙拥兵自重，为谷所深忌，且觊觎省主席、省保安司令、贵州绥靖公署主任诸要职日久，欲绾权符，逐谷“逼宫”，谷因此计杀之。
该结论看来合情合理似无懈可击，但就当时全国形势而言，中国共产党已于1949年10月1日在北京宣布全国解放，解放西南指日可待，且解放大军已经控制贵州多个城市，谷、刘应同舟共济才合乎常理，谷临阵杀将让人费解，此疑点一也。另省城贵阳已于1949年11月15日解放。黔中重镇安顺于1949年11月18日解放，刘伯龙正值当日在晴隆县被杀。晴隆县于1949年12月19日解放。从时间上来推断彼时国民党军政权力在贵州已是日暮途穷无争夺之必要。况杀刘之后谷即退守盘县，血便不止卧床不起，经蒋介石特批赴港医治，谷欲将军政权力移交贵州绥署副主任王文彦或保安副司令韩文焕，二人推脱不愿接手，可见当时贵州军政权力已是避而犹恐不及之烫手山芋，如说刘伯龙欲夺此军政权力必有它图，此疑点二也。诸般疑点使刘伯龙事件扑朔迷离，云遮雾罩让人难以释怀。
原第二野战军17军政委兼军长赵健民，在大陆出版《赵健民文集》，其中《普安会议》一文中记录有关刘伯龙与共产党联络之经过。赵文记录如下：解放军进入贵阳市后，国民党八十九军军长刘伯龙就通过维持会向第二野战军五兵团十七军接洽投诚，并要求照陈明仁方式予以改编。五兵团迅即将刘伯龙接洽投诚一事电报三野刘、邓首长。刘、邓随即复电：一、同意刘伯龙所提两个条件：立即集中，停止抵抗，听候开到指定地点改编。二、可以允许刘伯龙部队不编散的要求。
笔者重捋刘伯龙事件始末以飨读者。
刘伯龙，字腾骧，1899年生，贵州省龙里县人。黄埔军校第3期步兵科毕业生。在校时，即被校长蒋介石看中，亲委为“黄埔同学会”纪律股股长。在黄埔军校“清党”之过程中，极尽能事，且手段残酷，黄埔同学畏之如虎。此人身材矮小，自惭形秽，常借故杀人，以立其威，属嗜杀之辈，有“剃刀”之恶名。曾任新28师师长，率部赴缅抗战，受命驰援戴安澜部，因畏战拖延，葬送戴部精锐之师于域外，刘伯龙丧师回国被革职惩办。后居闲职多年。
国民党军经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后，精锐尽失，退守长江防线。为图再起，蒋介石拟在西南重新编组二线兵团，故委派谷正伦返籍任贵州省主席兼保安司令一职，又恐谷正伦拥兵自重，另委刘伯龙入黔任89军军长，以掣其肘。
刘伯龙入黔即施展铁血手段捕杀亲共人士，不问是非抓之即杀，德高望重之贵阳绅士卢焘亦在其列。其部驻守沾益之时，部下被流弹击毙，刘伯龙闻讯大怒，命令屠村，杀千余人，使当地鸡犬不留，震惊滇黔，刘之嗜血可见一斑。
孰料，解放军强渡长江，兵锋直指云贵，西南形势急转，国民党沿途军队起义、投诚连续不断。刘伯龙见此大势，暗作长远打算。一边谋夺谷手中大权，增加自己和共产党讨价还价之本钱，一边接洽解放军商谈投诚事宜。然其行事不密为谷所察，谷请示总裁，并得“着吾兄权宜处置”之答复。谷即授意参谋长张法乾打电话给刘，言谷体衰多病，无能任职，欲把黔省事务相托于刘。此计正中刘之下怀，欣然赴会，未几，刘持谷之委任状得意而出，即被伏兵袭杀。
纵观刘伯龙一生，以布衣起身，权登将军，可称得意。然其为人，平时残害同僚以示其忠；屠杀百姓以示其威；见风使舵，畏死乞降见其懦弱；欲谋大权而讹高官见其奸猾，可鄙如此，死不足惜矣。